我們不需要重新造輪子來負責監管人工智慧
引言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我們正在經歷最具轉型性的科技革命之一。自從 2000 年網路泡沫以來（甚至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一些被一些人視為創新工具，而被其他人視為不安定因素的工具，正在顛覆我們社會的基本功能。人工智慧（AI）的廣泛影響對未來的工作和溝通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點幾乎沒有爭議。機構投資者似乎也是這麼認為。根據 PitchBook 的資料，僅在過去三年裡，風險投資對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投資增長了 425%，達到 2022 年的 45 億美元。這種最近的投資狂熱主要是由於不同行業之間廣泛的技術融合。像畢馬威（KPMG）和埃森哲（Accenture）這樣的諮詢巨頭正在投資數十億美元來增強他們的客戶服務。航空公司正在利用新的人工智慧模型來最佳化航線供應。甚至生物技術公司現在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來改進治療致命疾病的抗體療法。監管的重要性
自然而然地，這項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已經引起了監管方面的關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 Lina Khan 等人主張，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工智慧將對各個行業產生嚴重的社會風險，包括增加的詐騙事件、自動化歧視和共謀性價格通貨膨脹。人工智慧被監管的一個最廣泛被討論的例子是 Sam Altman 最近在國會作證時提出的觀點。他認為「政府的監管介入對於減輕愈來愈強大的模型的風險非常重要」。作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慧新創公司之一的執行長，Altman 快速與立法者接觸，確保監管問題演變成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討論。他隨後與其他行業領袖共同撰寫了一封公開信，聲稱「降低人工智慧對人類的滅絕風險應該成為全球性的重點，就像防範大流行病和核戰爭風險一樣」。不需要重新造輪子
不可否認的是，像 Altman 這樣的技術人士和 Khan 這樣的監管者都認為監管對於確保技術應用的安全性至關重要，但雙方都沒有達成共識。一般來說創業家希望有限的約束，以提供一個有利於創新的經濟環境，而政府官員則努力爭取更廣泛的約束，以保護消費者。然而雙方都未能意識到，在某些領域，監管多年來一直是平穩的。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帶來了一波政府監管，例如《電信法》、《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和《加州消費者隱私法》。美國沒有實施一個過於全面的、一刀切的框架式約束政策，這些法律從法律上保護了智慧財產權、隱私、合同、騷擾、網路犯罪、資料保護和網路安全等長期存在的基本法律。這些框架通常借鑒和推廣已建立並被廣泛接受的技術標準，並推動其在服務和新興技術中的應用和使用。同樣的模式也可以應用於人工智慧。例如，將與政府實體制定的嚴格許可標準應用於人工智慧行業將使業界陷入停滯，並只有像 OpenAI、Google 和 Meta 這樣的最受歡迎的玩家能夠受益，從而創造出一個反競爭的環境。一個輕量級且易於使用的類似 SSL 的認證標準，由獨立的證書機構控制，將在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同時為創新留出空間。這些標準可以使消費者理解人工智慧的使用情況，並明確指出一個模型是否被操作、使用的基礎模型是什麼以及它是否來自可信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仍然有責任共同建立和推廣這些協議，以使它們成為被廣泛使用和接受的標準。回顧網際網路監管的成功經驗
從根本上講，監管的目的是保護基本原則，如消費者隱私、資料安全和智慧財產權，而不是約束人們每天選擇使用的技術。這些基本原則已經在網際網路上得到了保護，並且可以透過類似的結構來保護人工智慧。自從網際網路出現以來，監管成功地保持了消費者保護和激勵創新之間的平衡，政府機構不應該因為快速的技術發展而改變其方法。因此監管人工智慧不應該是重新造輪子，無論政治上的爭議有多大。結語與建議
在監管人工智慧時，我們應該根據過去的成功經驗，遵循類似的模式。這包括建立一個基於共同認證標準的監管框架，由獨立的機構負責確保人工智慧的使用是安全和可靠的。政府應該扮演促進和推廣這些標準的角色，而不是過度幹預和約束創新的角色。此外政府應積極與私營部門合作，以確保監管措施能夠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從長遠來看，政府應該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建立跨國合作的標準和規範，以確保人工智慧的監管和使用在全球範圍內是安全、公正和負責任的。 在這個充滿不確保性的時代，我們應該以一種審慎和敏感的態度來面對人工智慧的監管問題。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廣泛合作，以制定明確、適應性強的監管政策。只有透過平衡創新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我們才能確保人工智慧的持續發展和應用對社會帶來積極影響。Technologyor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監管、負責任監管、監管政策、人工智慧倫理、監管機制
